《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强调“劳动关系是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要“培育富有特色的企业精神和健康向上的企业文化，为职工构建共同的精神家园”。劳动伦理已逐步成为劳动关系调整的重要方式，围绕劳动关系的劳动伦理研究虽处起步阶段，但值得认真梳理并以此促进劳动关系和谐。

　　国外有关劳动伦理思想研究

　　围绕马克思劳动伦理观的研究。马克思劳动伦理观是对古希腊劳动伦理、古典政治经济学、古典哲学劳动伦理、小资产阶级和空想社会主义劳动伦理的继承与发展，实现了对庸俗资产阶级劳动伦理的系统批判，是人类劳动伦理发展史上最进步最科学的思想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或以批判现代资本主义劳动伦理为角度，或从肯定马克思劳动伦理主体思想但提出新思想的角度予以研究。阿尔都塞将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概括为三大方面：批判作为反道德根源的资本，批判为资本进行辩护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经济学家，设想未来社会的道德模型。理查德·海曼将资本二重性作为认识马克思劳动伦理的关键，资本作为手段，客观上为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创造了物质条件，由此资本有其“道德善”的一面；资本作为目的，其发展以人的片面化、异化、及劳动者丧失劳动条件、丧失劳动自由和生活自由为基本前提，具有“道德恶”的一面。

　　关于市场经济劳动伦理观的研究。“市场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提出“道德人”假设，认为“无论人怎样自私，他总是存在着关心他人命运的天性，把别人的幸福和痛苦当作自己的遭遇，为别人的幸福而高兴，尽管自己并不能从中得到什么”。马克斯·韦伯论述了宗教改革对西方近代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强调“劳动天职、忠于职守、精明勤奋、自制节俭和积极进取”。美国经济学家詹姆士·布坎南对市场经济具备的劳动伦理予以强调，“自律、公正感、诚实、公平、勇气、谦逊、公共精神、对人类尊严的尊重、公司伦理规范”。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阐释了个人主义与政府与制度的关系，认为“真正的个人主义不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乃是理性主义的假个人主义的另一产物”。美国著名学者福山探讨了伦理道德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提出“一国的福利和竞争能力受到单一而广泛的文化特征所制约，那就是这个社会中与生俱来的信任程度”。

　　与中国传统劳动伦理相关的国外研究。日本“实业之父”涩泽荣一提出“论语加算盘”的经营理念，以儒家思想和道德伦理作为立足点，吸收西方资本主义经营之道，被称为“儒家资本主义”的代表，日本企业界由此提出“士魂商才”的命题，认为企业家应是“士”的道德精神与“商”的经营才能的结合体，能够以道德作为精神支柱，同时兼备在市场上纵横捭阖的经商才能。美国学者杜维明认为，儒家思想的本来宗旨、核心价值是人际关系中的个人道德化，作为一个社会和政治本体的个人道德化要求政治的道德化，儒家思想和世界上许多别的精神传统不同，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东亚国家的公众的生活经验的一部分。它塑造了东亚的心灵，它的贡献不仅在于个人人格的发展，而且也在社会政治组织的发展。

　　国内劳动伦理研究基本状况

　　从宏观角度围绕道德建设的劳动伦理研究。茅于轼对21世纪中国人应具有怎样道德价值观、如何在新旧道德观冲撞中求得调适与超越、如何填补因体制转型和观念震荡而产生的道德隙缝等问题展开研究。唐凯认为经济伦理在个体层面既是人的内在能力的重要构成要素，又是人际合作的根本条件；在企业层面是企业商誉的灵魂，凝聚企业团队精神、激发员工不断努力；在社会层面是一种社会资本，它提升社会信任程度、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强化社会合作行并创造共同价值。叶小文从中华传统文化汲取丰厚滋养、化解市场经济道德悖论角度，提出在市场经济中激活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实现法治与德治并举，从而使道德成为市场经济的正能量。

　　从中观角度围绕经济伦理的劳动伦理研究。厉以宁从效率与公平、产权交易、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个人消费行为、个人投资行为、经济增长的代价、合理的经济增长率等角度对经济学的伦理问题展开研究，同时厉以宁将习惯力量或道德力量调节视为超越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的“第三种调节”，强调团体凝聚力和社会凝聚力对效率提高的作用，应重视道德激励与利益动机的相容性，重视道德自我约束与道德自我激励的统一，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着道德重整与信任重建。李建华从劳动的道德价值、道德关系、道德保护等角度对劳动伦理展开探讨，认为劳动伦理是整个社会伦理体系的基础，从劳动的角度考量道德，以劳动关系的变化注解道德的发展轨迹，是我国现阶段道德建设的重要课题。

　　从微观角度对劳动伦理的直接研究。王昕杰、乔法容围绕劳动者、劳动生活、管理劳动、知识劳动等领域探讨了经济繁荣与道德进步，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劳动方式变革与社会发展和人格完善的内在机制及其共同提高的操作原则，为提高劳动集体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率，促进人类自由、幸福和全面发展，提供诸多理论参考。刘进才对劳动关系诸要素劳动者、劳动管理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劳动产品的道德调控同题展开研究，对我国在不规范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所产生的生态破坏、资源枯蝎、科技失控、伪劣商品、职业病危害、工伤事故、拜金主义、为官不廉、以及行业不正之风等一系列劳动伦理问题进行了开拓性的理论探讨。万俊人认为劳动既具有生存权的一般价值，更具有自身人格、尊严或荣耀的自我表达和社会认可的特殊道德价值，还要承诺相应的社会责任和道德义务，同时以国企改革中人员分流为案例对社会公平代价予以道德考量，并从效率与公平、相应的补偿、社会环境等角度提出具体化的期待建议。刘诚认为劳动关系的调整机制包括劳动法和劳动伦理的调整机制，其中劳动法的调整机制主要是传统劳动法和人权法调整机制，劳动伦理的调整机制包括道德意识、传统习惯和社会舆论调整机制，劳动法调整机制居于基础地位、属于基本保护机制，劳动伦理调整机制居于辅助地位、属于辅助性保护机制。

　　从世界角度对不同宗教劳动伦理的研究。宗教在宗教国家被视为“第二执政力”，宗教伦理中的劳动伦理引起国内学者关注。金可溪对东正教劳动伦理予以研究，认为俄罗斯经济改革忽视伦理道德是严重的教训，劳动的益处首先是由劳动“大有教益”来衡量，劳动在于完善和锻炼灵魂，劳动是美好的，是尘世中人所应该做的事情。杨杰对基督教劳动伦理观及其影响展开研究，认为劳动凝结着人类情感需求，充满着道德力量和人性光辉，工作是必尽责任、享受休息权利、八小时工作制、诚实劳动、团队精神及职业热爱献身等都来自基督教教义。李秀娟对伊斯兰宗教劳动伦理观展开研究，认为伊斯兰教劳动观讲求诚实、平等、创新与和谐，具有浓厚的道德色彩和伦理意蕴，劳动不仅是人们创造财富的源泉，也是进入身后乐园的唯一途径。

　　（作者单位：山东省委党校）

（网络编辑：刘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