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迎光同志主持完成的《武家堡调查》一书的初稿，我在一年多以前就已经读到。那是2015年底，我们正在筹备召开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为了更多地听取各方面对制定农业农村政策的意见和建议，邀请了有关省区农办的同志召开座谈会，了解到山西省分管农业农村工作的副省长郭迎光同志主持的对武家堡村的调研活动已持续了一年多，并已形成了不少调研分析资料，便向山西的同志要了若干，以供文件起草组的同志参考。由此，我有幸在2015年底就读到了《武家堡调查》的初稿。

　　郭迎光同志长期从事农业农村工作。他到山西省任分管此项工作的副省长后，我与他交往的机会就更多了。在多年的交往中，深感迎光同志是一个对农民群众有深厚感情、对做好“三农”工作充满激情的人。他常对我说，山西农村的情况与他以前工作的地方有很大不同，而山西不同地区农业农村的情况又有着明显差别，因此只有加强对农村的实地调查研究，才能对山西的“三农”工作有发言权。我想，这也许就是他主持开展历时一年多的对武家堡村调查的心路概括。

　　关于对《武家堡调查》所反映的情况和得出的结论，我不必赘言，读者自可体味。在此，只就迎光同志主持这次调研活动的本身，谈点自己的感受。

　　做农村工作的同志都知道，深入开展进村入户的调查研究，是做好“三农”工作的基本功和看家本领。我国农村地域广大，各地的地理环境、社会风俗、发展水平等都各不相同，当今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又正处于快速转型之中，而从事农业农村政策的研究人员，却大多生活在城里。因此，要真正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具有针对性的有效政策措施，唯有持续地开展对各地农村的深入调研。回想起农村改革之初，当“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刚现出“小荷才露尖尖角”之际，全社会就迅速形成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农村调查热潮，从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同志，到各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再到研究单位和高等院校的科教人员，几乎都在从事和谈论着农村调研。正是因为有着这样广泛和深入的调查研究为基础，才加快促成了全社会对农民迫切要求改革人民公社体制这一强烈愿望的理解，才加快形成了党中央推动农村改革不断深化的方针政策，才使农村成为了整个中国改革的发轫之地。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论断几乎尽人皆知，但践行起来其实并不容易。我早年读了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也曾下过决心要到一个村里去蹲上几个月，好好剖析一下一个村庄内部的经济社会关系。但30多年过去了，这个心愿却始终未能实现，想起便觉汗颜。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乃至整个国家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社会分工分业的不断细化，导致政府的工作头绪不断增多；交通、通信条件的持续改善，也使得了解基层情况的便利程度大大提高，但这也使得我们对农村的调研在方式上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从我自身的情况来看，现在到农村去调研，即便是到了村里，也是更多地以听汇报、看材料、召开座谈会为主，然后再到若干农户家里走马观花式地看一看，而那种在村里住上一两夜的情况是很久都没有了。现实情况和条件确实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现在到农村去搞调查，如果都要实行找房东、吃派饭、住几天的做法，可能也确实已经并不现实。但是，要想了解村庄里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要想听到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发自内心的意见和建议，总需要获得调查对象的信任。否则，人家根本就不了解你，当然也就只能是应付一下你提出的问题，很难深入下去。回想起我自己结交的一些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朋友，基本上都还是二三十年前因为在他们的村里住过才有了这样的关系。现在大家都意识到深入了解农村实际情况的必要性，因此派出了如驻村扶贫工作队、村党组织“第一书记”、大学生“村官”等，确实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由于工作性质的不同，这些都还不能替代农村政策工作者和领导干部对农村的深入调查。

　　郭迎光同志所主持的对武家堡村的调研，为我们开创出了一种新的农村调研形式，那就是在相对较长的时间内，持续不断地到一个村去做连续性的调研，有时间就住一夜，没时间就下次再来。迎光同志在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中，连续30多次到武家堡村，差不多每两周就去一次，谈遍了村里的578家农户，与不少村干部和农民都成了熟人甚至是朋友。这样了解到的情况自然面更宽、程度更深，也更为真切。当然，对一个村的调研，即便再深入也不能代表全面。但是，开展对一个村庄的深入调研，对于了解村庄的经济社会结构、把握农村变迁的脉搏、懂得如何才能取得农民的信任等，却十分重要。因此，尽管时代不同了，但对于农业农村工作者而言，像武家堡式的调研却仍然是极为必要的。

（网络编辑：刘伟）